他活着的时候就没有在乎过他人的眼光和评价，死后既然管不住，那又有什么必要去在意后人的书写和重构呢？

杜牧以纵情声色来塑造自己疏离政治、超凡脱俗、不受拘束的文人形象，深深地吸引着后世的士人（97页）。相比之下，韩偓写情的动因则完全不同。书中提出这样的问题：昭宗朝官至宰相的重臣韩偓为什么要编写《香奁集》这样的诗词？难道这些艳诗不过是一般人意义上的游戏之作吗？为什么晚年他要把年轻时随手写的艳诗编订在一起？在唐朝灭亡之后，他亲自编订诗集以回忆唐朝那个历史时代，是后人定义认为已经即将衰朽的唐末时代，可对诗人来说，那其实是一个他记忆中经历的黄金时代，这就是大历史的、超越性的眼光和时代中人的眼光有所不同。韩偓不但主动将自己的艳诗结集，而且在诗集序中正面肯定艳诗的价值，这在唐代作家当中独一无二（100页）。他说自己留下艳诗“诚非士大夫所为，不能忘情，天所赋也”（100-101页）。他不仅正面肯定人的情感来自天赋，不是士大夫集团所秉持的礼仪法度和价值观能够否定得了的，而且强调自己的艳诗在文学传统当中超过宫体诗《玉台新咏》，“品质上乘而具有阅读、保存价值”（101页）。洪越认为，“《香奁集》也有记录历史的意义，只不过记录的不是政治，而是‘风流文化’”（109页）。韩偓个人“风流文化”流传后世说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传统士大夫首先是有真情实感的、有血有肉的人，韩偓把情感因缘交给时空，比起回味一叶孤舟般冲浪的政治浮沉，要更接近真实的人性，即人“向死而生”或向着历史无尽的虚无存在的状态本身。

情感书写都是不同程度的怀旧书写、回忆书写，是作者对过去的“重建”式文学创作（116页），因此，情感书写不必强调忠实地记录真实的情感事实，而是借助艺术形式以尽可能高的艺术成就来回忆和重温旧情，作为最重要的考虑和评价因素。特别有意思的是，洪越注意到通常来说最不浪漫的《墓志铭》当中也存在“浪漫书写”，虽然是研究著作，但她笔端常带感情，能够深入原作者叙事的曲折和委婉的细节深处（122-124页），发前人之所未发处甚多。洪越研究的三位女子都因为浪漫情感，而不是家世地位才具有为后人铭记的价值（137 页）。这种文学研究对象的创新，和对于“公共”与“私人”写作对情感记录的区分（136页），都表明了研究者的用心和细致。

对五代十国的文学研究比较缺乏，一方面是因为五代十国的时间短，不容易当作独立的阶段，另一方面是因为著名作家不多，很少人研究“花间词”之外的内容。虽然艳诗是这个时代最有特色的部分，但洪越的研究还是有与前人不同的角度。她研究前蜀的宫廷唱和与诗集编选，说明唐代文化“继承者”身份的塑造，如何接续初唐遗风，其实只是一种发古之幽情，既然已经亡国，就带有悼念的意味，但是借助艳诗趣味来表现，就别有一种借诗词还魂的意味在。“花间词”的编选，无疑是试图建构一种具有“包容性”的后蜀文化，好像唐朝的意味依然可以存续，这种试图把“低等级的文体纳入‘正统’文学范畴的努力”（189页）说明了那个时代文学的焦虑和困境，在浮华和雅正之间，那种分寸的把握，因为时代的变局而有所不同。《花间词》的十八位作者背景各异，多有异族背景，他们继承了晚唐的艳诗趣味，但更有野心，更有开创性（182页）。这样的研究笔法，可谓穿透艳诗的“色”之表皮而透入其“德”之骨髓。

洪越进一步从徐铉、韩熙载看南唐士人对妓乐活动的评议，尤其仔细琢磨了韩熙载引起的争议。洪越认为，虽然有人批评韩熙载纵逸太过，沉湎家宴妓乐，但实际上他的“反叛”色彩在南唐得到崇尚风流的年轻朝官文士的欣赏。南唐亡国后，有南唐背景的史家和没有南唐背景的史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讲述韩熙载的故事，表现出他们对南唐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不同立场。没有南唐背景的史家认为韩熙载沉迷妓乐是南唐荒淫亡国的明证，而有南唐背景的史家则认为韩熙载是在用举办家宴的方式为国家招募人才，或者是在受到南唐后主怀疑时通过专注宴乐表示远离朝政以避祸。可见历代解读士大夫私人性的家宴和妓乐，都难免带出政治意味的公共性和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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